峻记车行后代讲述老北京自行车一二事:溥仪为方便骑车做了什么?

(上世纪四十年代末,前门大街人力车、排子车、自行车并行不悖。海达莫理循摄↑)

自行车公认为是1790年法国人西夫拉克发明的。不过,最早的自行车是木制的,外形与今天的自行车相去甚远。直到1888年,英国人邓勒普发明了充气轮胎,才真正有了现在自行车的模样。自20世纪初年,自行车传入北京,它就以能载物载人、小巧便捷等优点,受到市民欢迎。

1905年前后,东单北大街,骑自行车的人与行人、马车并行。这是现存较早的一张有自行车的老照片↑)

清末,北京自行车数量有限,人们更多地视之为一种新鲜玩意儿,而非寻常的代步工具。当时一首竹枝词写道:“臂高肩耸目无斜,大似鞠躬敬有如,噶叭一声人急避,后边来了自行车。”从中可见,当时北京人骑起自行车来,神情还是相当紧张的。

清末民初,骑自行车在北京成为一种风尚。1922年溥仪大婚,他的堂弟溥佳就送了一辆自行车作为贺礼。为此,溥仪的师傅陈宝琛非常不满意,唯恐“圣上”学骑车时摔坏了。溥仪和婉容非常喜欢骑自行车,而且留下许多在宫中骑车的照片。《我的前半生》中溥仪写道:“为了骑自行车方便,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,老北京方便叫人统统锯掉。”

代皇后婉容,在紫禁城里学骑自行车。据说,溥仪为了骑自行车锯掉了故宫好几处门槛↑)

虽然自行车初入北京时,骑车人不算多,但是政府及时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清政府颁布的《违警律》中,第27条规定:“乘自行车不设铃(铃铛)号(牌)者,北京人和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,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。”1928年后,北京自行车的检验、登记、核发号牌工作由市公用局管理,并规定:“自行车要车件应求完备,车上应安置手铃,一车不准两人共乘,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,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,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,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,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。”

民国时期,自行车已成为北京市民非常喜爱的交通工具。据1934年出版的《北平市商会会员录》中《北平市车业同业公会会员表》记载,当时北京有汽车行75家,马车行12家,皮车行28家,自行车行32家。资料中对自行车行的商号名称、经理姓名、地址、店员人数和电话都有详细记录。

笔者祖上曾于清朝末年开设了北京最早的自行车行之一——峻记车行。峻记车行因创办者杨峻峯名字中的“峻”字而得名。杨峻峯因长于法文、英文,曾尝试购买法英德等国货品在京转售。清末,北京的自行车还很少,杨峻峯看到商机,认为这一行业极有发展前途,于是经营起峻记车行。当时北京大部分车行,不生产自行车零件,而是从欧洲各国进口。自行车行大多采用前店后厂的方式,后院由伙计将零件组装成完整的自行车,再由前院的店铺出售。

著名的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曾回忆:“那时(上世纪三四十年代)北京最大的车行是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的峻记车行,路南,没有楼,三间门脸,里面摆的都是外国牌子的自行车,什么蓝牌、飞利浦、三枪、凤头等等,这些外国自行车的价格都很贵,一般穷学生是买不起的。”

当时的北京人,不仅把自行车当做交通工具,也作为一种玩意儿。很多人让车行伙计用不同零件给自己“攒车”。这种订制版自行车与众不同,骑起来非常拉风。旧京自行车行,都会制作印有车行名称的车标,大小、长短、形状不一,多为弧形,长条形的安置在自行车的斜梁上,短小的安置在前叉上,宽短的安置在后挡泥板上。自行车本身有自己外国的品牌,售卖前再安上带有车行名称的铜车标,方便消费者日后追寻,也起到做广告的目的。

近年来,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,自行车又一次成为北京市民出行的优选。“丁零零”的车铃声,承载着百年来人们对自行车的记忆和喜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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